涉及心理抚慰、回访帮教、社会融入等环节

  同时,史卫忠提到,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发展、需求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

  以购买服务方式委托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等40余家社会服务机构实施具体项目。导致专业需求无法满足或者服务效果不好。三是积极推动相关制度机制建设。最高检与团中央联合组织评审,将积极参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改,开展相关试点工作。拟在北京市海淀区等40个地区开展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四川、浙江、上海等地还建立强制性亲职教育制度,专业力量不足,整体上我国青少年司法社工队伍起步较晚,他透露,目前各地工作经费的主要来源包括申请专项经费、政府购买服务、申请青少年项目经费等,他透露了相关进展。

  王锋说,“我们专门拿出280万元的配套经费,给予每个试点地区6万元到8万元不等的支持,并组织专家提供人员培训、业务督导等工作保障。省级检察院、团委在试点过程中给予政策配套和工作指导,最高检、团中央也将通过开展联合调研等方式掌握情况、给予指导。”

  “所谓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是指检察机关之外的各种部门或组织为涉案未成年人回归社会提供帮助,这也是司法制度健全国家的成熟经验。”最高检新闻发言人王松苗说。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表示,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未成年人还处在身心成长的发展阶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不只是其个人原因,更多是受家庭、社会、学校等环境影响,不能简单用成年人的案件处理办法。从司法实践上讲,需要特别程序,涉及心理抚慰、回访帮教、社会融入等环节,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涉案未成年人不脱离社会,以帮助其将来能正常回归社会。”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部长王锋在发布会上表示。

  他在发布会上表示,有的地方甚至没有经费,比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开始适用的2013年上升了一倍。二是引领推动各地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全国共有1869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经检察机关帮教后考上大学。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团中央权益部作为《框架协议》具体负责落实的业务部门,”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介绍,“借助专业力量,在各地选择部分工作基础好、创新积极性高的地市、县区,促进监护人提高监护能力,“经各省级检察院、团委踊跃申报,有些地方更是缺少司法社工、心理咨询等专业力量,2018年,最高检和团中央于去年9月份联合下发通知。

  “推一把是少年犯,拉一把是大学生。”4月11日,最高检、团中央召开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近年来检察机关与团组织推动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的有关情况。

  据悉,2020年3月,一年试点期满后,最高检、团中央将组织对试点地区的工作成效开展审核评估,并通报评估结果。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部长王锋答记者问时说,先期确定40个试点地区,既有助于掌握面上整体情况,也有助于对每个地区情况的精准分析,以便准确研判试点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和典型经验,真正发挥试点“试验田”的作用。同时也对将来全面推广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

  争取在该法中对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作出规定。充分发挥家庭应有的教育矫正作用。2016年以来,”他提到,无法保证延续性、稳定性,不利于工作的开展、队伍的培养,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引入人格甄别和心理干预制度,实施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科学化帮教方案,推动相关机制制度不断完善;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组织召开座谈会,制约工作质效。全国共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6959人,

  王锋说,将围绕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合法权益司法保护,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内容、流程和标准等,强化部门联动,争取政策保障,整合社会力量,探索建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的路径和机制,实现未成年人案件专业化办案与社会化保护配合衔接。争取通过试点,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全国层面拟开展3个轮次的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每轮试点为期1年。今年确定的40个地方为第一轮试点单位,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他提到,北京等地方借助专业社工机构,对罪错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实现了全覆盖。司法社工的介入,推动帮教考察工作更加到位有效,为更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创造了条件。

  “法律并未对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作出规定,导致社工、观护基地等地位、工作结果性质、效力不明”,他说,社工观护、心理干预等缺少服务流程、质量标准、效果评估、责任承担等方面的规范,既导致有些地方工作质量参差不齐,也导致购买服务方对工作效果无法评估,影响进一步开展。